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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像是当前中国处境的一个缩影：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方向感。 金灿荣在其近期发表的观点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被外部的干扰带乱节奏。
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首先要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 金灿荣教授将这一变局概括为四个“新”：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现代化模式不再由西方垄断，新工业革命带来全新机遇，全球治理面临新议题。 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达36%，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总和。 这是近代以来首次有非西方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如此优势。
中美关系的演变是理解当前国际格局的关键。 自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置于反恐之上以来，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一场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等在内的“混合进攻”。 从2017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处于“美攻我守”的战略防御阶段，而2025年10月30日的“釜山会晤”可能成为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展开剩余68%金灿荣教授指出，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在五个主要矛盾上：身份矛盾、力量矛盾、制度矛盾、文明矛盾和人种矛盾。 这些矛盾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可能是近代以来最复杂的大国矛盾。
在分析国际格局时，金灿荣提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 所谓“西降”，是指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主要力量，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等“四小”的相对下降。 而“东升”则意味着中国、印度和东盟等东方力量的共同崛起。 其中，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也间接促进了东盟和印度的崛起。
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部分源于历史。 中国拥有20个邻国，是大国中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国家。 这些邻国在发展阶段、政治制度、文化宗教上呈现出巨大差异，形成了既想搭中国发展“顺风车”，又担心被中国实力边缘化的矛盾心理。 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周边环境很大程度上是近代史造成的，是弱势王朝的产物。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金灿荣教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 首先是要坚定不移把国内事务办好。 中美同为超大型国家，外部力量很难彻底击败对方，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内部。 中国需要特别关注如人口问题等基础性议题，因为没有人口支撑，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
其次，要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 大国竞争的本质是未来产业主导权的争夺。 谁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取得突破，谁就能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五个方向展开：新材料石墨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核聚变。 中国在这五个领域均有巨额投资，并且表现良好，与美国共同处于第一梯队。
第三是积极扩大朋友圈。 面对美国可能的长期脱钩政策，中国需要重视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市场网络。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2025年升级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深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中国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地位不是偶然得来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构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学习能力最强的制造业体系。 这一工业化进程为中国应对当前国际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金灿荣教授看来，中国具有四大优势：产业优势、地广人多、文化强韧和组织文明。 这些优势使中国在面对外部挑战时，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道路。
对于中美竞争的长期性，金灿荣教授有清晰判断。 他认为中美两国必将长期处于竞争关系之中，其结果将决定百年变局的走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低估挑战，也不夸大困难。
中国周边环境中的各种问题，如东海、南海、中印边界等争端，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波澜。 金灿荣教授指出，只要中国自身保持稳定和发展，这些外部挑战都是可控的。 中国海关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了11.58亿吨能源产品，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市场的60%以上，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 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任何周边局势的波动都会产生影响。
在金灿荣教授分析中，中国面对百年变局的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 历史经验表明，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内部。 只要中国自身不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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